1952年，岳飞后人写信求职毛主席，主席面对“走后门”难题，5字批示定乾坤

1952年，正值朝鲜半岛战事胶着的紧张时刻，两封有些特别的信被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说它们特别，是因为这两封信来自同一个人，内容也大同小异，前后寄出的时间却隔了整整一年。写信的人叫岳昌烈，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百姓，却自称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人。

信里的诉求很直白：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希望主席能看在先祖的份上，帮忙安排个工作。这事儿可就有点意思了，英雄的后代，居然沦落到要向国家最高领导人“求职”的地步？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辛酸故事？而一向最反感“走后门”的毛主席，又会如何处理这个棘手的请求？

秀才的落魄，英雄后人的窘境

说起岳昌烈，他的身世确实不假，乃是岳飞的第27代孙。他出生在1899年的晚清，与那位戎马一生的先祖不同，到了他这一代，岳家早已是书香门第，不再出武将了。作为家中的重点培养对象，岳昌烈自小就进了私塾，凭着聪明才智，年纪轻轻就考取了秀才功名，眼看前途一片光明。

可谁也没想到，时代的车轮说转向就转向。腐朽的清政府轰然倒塌，昔日那张能敲开仕途大门的秀才文凭，转眼就成了一张废纸。民国建立后，社会上开始推崇新文化、新知识，他苦读多年的“八股文”几乎没了用武之地。

好在，肚子里有墨水总归是饿不死的。岳昌烈凭借自己的学识，在民国的学堂里谋得了一个教书先生的职位。可问题又来了，他的脾气实在有点古怪。这位老秀才为人刻板，一板一眼，看不惯当时一些学堂为了讨好学生而放松教学的风气，常常因此与人发生冲突，人缘越来越差。

周围的人都觉得他是个不合时宜的“老考究”，校长也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圆滑一些，但他始终不愿改变自己的处世原则。最终，无法适应新环境的岳昌烈，被学校给开除了。这一次失业，彻底将他的人生推向了谷底。他跟不上时代的脚步，逐渐被社会淘汰，只能靠着变卖祖产艰难度日。

宁可流浪，不为倭寇折腰

金山银山也有坐吃山空的一天。岳昌烈一件件地变卖家产，到最后，连家中那座祖宅的地契都卖了出去，搬进了一间破旧的小屋。他身边唯一剩下的，就是一箱祖传的古籍和一箱岳飞留下的兵法书籍。说他是书呆子一点不为过，一生只知读书，连基本的生活技能都欠奉，到了适婚年龄也没娶妻，落魄后更是无人问津。

尽管生活困窘，但岳昌烈并未自暴自弃。他除了看书，就是去茶馆听书，慢慢地也开始接触一些新鲜事物。更难得的是，他靠着自学，居然掌握了英语和日语，能进行基本的交流和写作。这在当时，算是一项了不得的技能。

然而，这项技能很快就给他带来了天大的麻烦。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战火烧到了他的家乡浙江。侵略者占领城市后，急于进行奴化教育，便四处寻找懂日语的中国人，想让他们在学校里教授被篡改的教材，给中国的下一代洗脑。

当日本人找上门，向岳昌烈抛出教师职位的“橄榄枝”时，他内心的基因瞬间被激活了。先祖岳飞“尽忠报国”的遗训言犹在耳，作为英雄的后人，他怎能为侵略者卖命，去当一个可耻的汉奸？岳昌烈想都没想就严词拒绝了。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纠缠和报复，也为了不连累族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带着那两箱书，毅然决然地逃离了家乡。

一封求助信，一道两难的题

逃亡的日子里，他东躲西藏，全靠老乡们的接济才活了下来。好不容易熬到日本投降，本以为可以回家过安生日子，可紧接而来的内战，再次打碎了他的希望。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社会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与稳定，这让年过半百的岳昌烈重新看到了生活的曙光。

他再次鼓起勇气去学校应聘，可现实是残酷的。此时的他已经50多岁，多年没有接触系统性的课程，知识结构严重老化，根本跟不上新中国的教学进度。虽然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但他的条件确实不符合招聘要求，一次次被婉拒。

到了1951年，生活上实在走投无路的岳昌烈，最终放下了读书人的清高与羞耻，想到了给毛主席写信求助。他在信中恳切地陈述了自己的窘境，表达了也想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的愿望。信寄出后，他便陷入了漫长而忐忑的等待。

谁知这一等就是一年。其实他的第一封信早就送到了中南海，但当时抗美援朝战事正紧，中央领导们日理万机，这封来自民间的信件便被暂时搁置了。迟迟等不到回音的岳昌烈心灰意冷，但他又不愿就此放弃，于是在第二年，他又写了第二封信寄了出去。这一次，两封信被一同送到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

“可适当照顾”，点亮一盏明灯

毛主席对岳飞这位民族英雄的敬佩之情是发自肺腑的。据革命先辈回忆，早在1938年，主席就在演讲中以岳飞的事迹激励将士。1954年，主席在杭州时，还曾特意嘱咐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的王芳，在清明节那天代他为岳飞墓送上一个不署名的花圈。当他看到信中“岳飞后人”这几个字时，立刻正襟危坐，仔细阅读起来。

信中的字里行间，透着一个旧时代知识分子的渊博学识和爱国赤诚，也满含着对现实生活的无奈。毛主席被打动了，但也犯了难。我们都知道，主席一生最痛恨的就是拉关系、走后门，他认为这是旧社会的糟粕，新中国需要的是真才实干的人才。即便是自己的亲人求助，他也是严词拒绝，让他们按正常流程办事。

可眼前的岳昌烈情况特殊，他不仅是英雄后代，更是一个被旧社会压迫、在新时代暂时迷失方向的爱国者，他拒绝为日本人做事的气节令人敬佩。直接给钱救济，可能会浇灭他想自食其力的那份心气；直接安排工作，又怕开了“特殊照顾”的先例。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毛主席提笔在信上批复了五个字：“可适当照顾”。这短短五个字，充满了政治智慧和人情温暖。它既没有打破原则，又给地方政府留出了处理问题的空间，更体现了对英雄后人的关怀。

县政府接到电报后，立刻高度重视起来。工作人员首先带着一些生活物资和应急费用上门看望了岳昌烈，在与他深入交谈后，惊喜地发现这位老先生对历史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这简直是瞌睡遇到了枕头！他们当即决定，安排岳昌烈到县里的文史馆工作。

这个安排对岳昌烈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喜讯。他知道自己不适合再教书，却不知自己还能做什么。如今被安排在文史馆，这不光是专业对口，更是兴趣所在。他如鱼得水，为了报答这份知遇之恩，甚至将自己珍藏多年的那一箱古籍全部捐献给了文史馆，极大地丰富了馆藏。

结语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岳昌烈一扫往日的颓唐，工作得心应手，还对一些历史文献的整理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再也不是那个和同事针锋相对的“老考究”，而是在舒适的工作氛围里，不断学习新知识，焕发了人生的第二春。邻里之间也不再嘲笑他只会挂着“岳飞后人”的名头，而是尊敬地称呼他一声“岳先生”。

毛主席的这五个字，看似简单，却办成了一件大好事。它没有简单地给予物质施舍，而是真正地“人尽其才”，把一个险些被时代淹没的人才，放在了最能发光发热的位置上。这不仅给了岳昌烈生活的保障和尊严，也为新中国的文化传承保留了一份宝贵的财富，其背后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智慧，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