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秘书萧木绝密披露：徐景贤的宦海沉浮

你离去，轻盈如云。

萧木

在文革浪潮中，徐景贤凭借其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显赫地位，曾一时风光无限。但随“四人帮”的覆灭与文革的终结，徐景贤同样未能幸免于难，终被逮捕并投入监狱。

在这波折不断的十年岁月里，徐景贤经历了何等鲜为人知的沧桑巨变，出狱之后，他又如何去迎接崭新的生活。在徐景贤离世之时，其生前挚友、王洪文同志的秘书萧木，撰写了一篇名为《你走了，轻盈如白云》的文章，深情回顾了徐景贤那跌宕起伏的后半生。文章全文如下。

一

户外，三两结伴的人群步履缓慢地走近，那不足二十平米的告别厅早已被黑压压的人群填得满满当当。哀伤的音乐在空气中轻轻飘散，悠悠地弥漫整个空间。我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沉重无声的队伍，缓缓移动，每一步都显得沉重而谨慎，最终朝着那被玻璃棺材所环绕的你，我的“同年大哥”，缓缓走去。

你轻轻挥别了74年的时光，悄然离去，身后没有媒体的喧嚣与热闹，亦无繁花似锦的灵堂装饰相随。你的逝去，如同一片随风飘渺的白云，重返天际。你的一生，简朴而节俭，从未想过为子女留下任何遗产，甚至未曾留下片言只语，遗体亦无私捐赠，以回馈社会。

在你听闻我提及遗体捐赠的念头后，你面带微笑，不慌不忙地阐述道：萧木，若我先行离世，我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幕，将不再是私人的，而是转化为国家的财富，医学研究的宝贵样本。这番话语细细琢磨，难道不深藏着丰富的哲理吗？

此刻，提及那些“样本”，我的眼眶不禁湿润，情感难以自控。我深知，这是你出自内心的选择。在遗体捐献的申请表格上，每一项都需在“是”与“否”之间作出决断。“是否保留遗体的一部分？”你坚定地选择了“否”。“是否保留骨灰？”你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否”。“遗体捐献是否保密？”你再次作出了“否”的选择。直至最后一项，“是否保留遗发以作纪念？”你虽犹豫片刻，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是”。

年过半百，我的脸上已布满风霜，鬓发也染上了斑白之色；而你，依旧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这让我羡慕不已。你笑称这是遗传基因的功劳。我的父亲直到七十岁，鬓角才初现银丝。事实上，头发的色泽并非年龄的唯一标志。

我明白了。当你在那最后一个勾号画下时，心中必然充满了对那位你始终深切怀念的父亲、杰出的教育家徐宗骏先生的回忆；与此同时，你也想到了你的女儿们，以及那两个惹人喜爱的外孙，你希望他们能永远铭记，那位即便不经意间细瞧，亦能发现一头乌黑秀发的父亲和外公。

然而，在记忆深处，老徐，您的形象首次浮现，那时的您显得尤为年轻，黑发更是油黑发亮。您那时的发式是颇为流行的“一边倒”，发丝从前额轻轻垂下，几乎触及眉边，乌黑且闪耀着光泽，宛如星辉熠熠。

二

我与老友徐景贤的初遇，理应回溯至1961年那个春末夏初的时节。

“您好，萧木同志，非常抱歉让您等得久了！”……

我简要说明了来意，他即刻表示同意。紧接着，在电梯侧边那间简陋的小屋里，我们仅以白开水为伴，却因共同的文学兴趣而畅谈，交谈如同春日的暖风，让人心情愉悦。他儒雅的气质、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温和文雅的谈吐，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更令人惊喜的是，第二天中午，他已完成了评论稿，并亲自将它送到康平路141号的党刊编辑部。他骑自行车的背影，挥手告别的瞬间，那坚定而渐行渐远的身影，至今仍清晰地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彼时，我们不过是一群二十余岁的青年。老徐，在那批我结识的上海年轻作家中，堪称最具书卷气的一位。他不仅对政治了如指掌，而且满怀革命的激情；然而，他的热情总是含蓄内敛，绝非那种张扬外露、咄咄逼人的风格。唯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交往，才能深刻感受到他的这份热情。

他出身于一个充满书香的世家，自幼便沉浸在革命思想的滋养之中，成年后更是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事业。这样的背景，让他在五六十年代那个政治气息浓厚的年代里，能够游刃有余，从容应对。相比之下，我性格内向，拘谨而稚嫩，不擅长交际，因此对老徐的成熟与稳重充满敬意，尤其是对他那洒脱自如的风度心生向往。尽管后来我们得知同龄，但我始终将他视为“同年大哥”。或许是因为我们都在为人处事上追求温文尔雅，不事张扬，不刻意修饰，这种共同的品味让我们格外投缘。他总是像兄长一样关怀着我，这份情谊已经延续了数十年。

约在1962年夏秋之交，我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名为《探索》的小说。起初，这部作品赢得了不少赞誉。然而，不久后，我听闻在作家协会举办的学习班上，《探索》受到了集中的指责。有人指责我在作品中为“大跃进”涂抹了阴暗的色彩，并提出要公开发表一份批判性的会议纪要。起初，我的本意是想歌颂“大跃进”，将其视为一次伟大的“探索”，并认为我们应当从中学到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未曾想，我却被误解为是在“抹黑”，这让我感到既委屈又焦虑，以至于当作家协会通知召开会议时，我都不敢再出席。

数月之后，我在《上海文学》杂志中邂逅了一篇对《探索》杂志的深入评论。尽管其中亦有所指摘的不足之处，但整体而言，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对《探索》杂志的评价充满了热情与赞许，这让我心中充满了喜悦。该评论的作者是徐景贤。

随着中苏两国在党内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引发的论战逐渐扩散，我迫切地想要跟上这一形势，因此如饥似渴地投身于那些之前难以引起我兴趣的马列理论的学习。我常常是囫囵吞枣，不加筛选地吸收。与此同时，老徐得知自己加入了石西民主持的写作班，该班位于华山路上的丁香花园，他选择了“闭门造车”，着手撰写“反修”文章。在这段日子里，我们的联系变得较为稀疏，但每当我有《内刊》（即《内部未定稿》，由中共华东局主办）在手，我都会逐篇仔细研读，尤其是那些署名为“丁学雷”的文章，因为我知道，这些文字大多出自老徐之手，或是经他审阅和修改。

随后的岁月里，见证了《五·一六通知》的颁布以及文革运动的蓬勃开展。老徐起初跻身市委文革小组，随后又成为了曹荻秋市长撰写文革检讨书的幕后笔杆。继此之后，以老徐为首的写作团队，在1966年12月18日的文化广场大会上，高扬出“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的激越口号。那些书生们也纷纷加入了造反的队伍，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虽“犹抱琵琶半遮面”，不便公开自称司令部，却略显羞涩地将其称为“市委机关联络站”。

在这段岁月里，我鼓起了前所未有的勇气与激情，毅然决然地投入了文革的热潮，立志完成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然而，随着编辑部主任与副主任接连受到冲击，我这个编委意外地被卷入了“候补当权派”的漩涡。在那个特殊的政治氛围中，成为当权派往往伴随着随时可能遭受的指责，处理起来难度颇大。因此，我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党刊内部两派矛盾激化的焦点。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置身于余庆路机关食堂，面对即将爆发的暴力冲突，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改造自我的决心开始动摇，我趁机逃离了现场。当时，我心中并没有明确的逃亡目的地，于是一整夜在街头游荡。最终，我糊里糊涂地躲进了当时上海大字报最为密集的静安公园。那里彻夜灯火辉煌，人来人往，气氛异常热烈。正是从那时起，我萌生了创作一部正面描绘这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长篇小说的坚定决心。我蜷缩在墙角的枯叶堆中，默默构思小说的框架，全然沉浸其中，忘记了饥饿与寒冷。

仅仅勉力维持了短短两天，便深知此非长久之计。夜幕降临，天色愈发昏暗，仿佛即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雪。恰逢在公园门口偶遇了一位与我交情匪浅的党刊造反派头目，于是便请他帮忙寻找老徐，并告知我我打算前往他处寻求庇护。

随着回声在夜幕低垂的时分回荡，我推开武康路2号联络站那扇宽阔却略显斑驳的绿漆大门，踏入一个热闹非凡的大厅，里头似乎正有人热议着什么。在那里，我目击了老徐从人群中突然转身，抽身离去，然后迅速向我走来。正如他在多年后所著的《十年一梦》中所描述的那样：“我摘下头上的哥萨克皮帽，解开中式棉袄的扣子，热气蒸腾的头发随风舞动，激情四溢地发表了一篇演说……”但这一次，他是面向我独自一人诉说：“萧木啊，你为何迟迟未觉醒？我一直在此静候你的到来！不过，革命无需分出先后，只要能够站起来反抗，就足够了！”

“你且放心留在此处，我定会确保你的周全，吃喝不愁，各类书籍亦一应俱全！”——话音刚落，老徐便又恢复了我记忆中那位“同年大哥”的亲切形象。

随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即将将1966年送入历史的长河，上海城陷入了一片骚动。老徐步履匆匆，穿梭于各个场所，日夜兼程地忙碌着，而我则独自躲在小房间里，悠然自得地沉浸在读书阅报的世界中（数年后，有人透露，曾有一派党刊的成员试图登门捉拿我，幸而被老徐阻止，但当时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既因未能及时跟上形势而深感愧疚与忧虑，又因老徐能够引领革命的新潮流而心生敬佩与喜悦。然而，有时我对于这位昔日温文尔雅的老友能如此迅速地转变为激进的革命造反派，心中不禁感到几分难以置信。

怀疑很快证实。

老徐之所以挺身而出，发起这场造反运动，实则是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频繁电话指导下付诸实践。因此，他时常遭受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的嘲讽，被讥称为“奉命造反者”。至于他在文化广场大会上发表的《造反声明》，这篇曾引发上海乃至全国广泛关注的檄文，是经过写作班中几位才子对其初稿“造反精神”的反复批判与多次修订，才得以最终成形。

我并无意图为已故的老徐进行辩解，实则旨在揭示一段不容忽视的历史真相。在那个年代，若被人指责为“造反精神匮乏”，那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羞辱。那些围绕着老徐的秀才们对他的严厉批评，实际上都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用那个时代的表述，便是“助其战友”。

在1968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专题写作小组合影中，位于前排右侧的，正是成员萧木同志。

“你仅需专注于搜集各类传单与小型报纸，这对未来撰写小说或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

喜悦之情满溢于言语之间，我便毫不犹豫地将铺盖卷也一同带来。白日里，我紧紧抓住每一个机会搜集资料，夜晚则进行整理和记录。不出两个月，三大柜子的传单与小报便被我悉数填满。随着市革会和新一届市委的成立，老徐又推荐我先后加入了市革会专题写作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和市委写作组。写作，一直是我心中的梦想，而现在，我有大量的书籍可以研读。尽管工作常常是日夜兼程，我的内心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喜悦。此后，尽管在众多群众集会上，老徐依旧能展现出他激情四溢的演讲，能看到他振臂高呼，激起台下群情激昂，但在我心中，他似乎并不真正快乐。

自1968年秋季以来，我的办公与居住之地均坐落在康办大院西侧的那栋三层楼中。大院住宅区的绿茵草坪边缘，停泊着几辆专属市委、市革会资深成员——诸如马天水、徐景贤等寥寥数人——的黑色轿车。我透过窗户，能够清晰看到他们出入车门时的身影。对于他们忙碌于何事，我一无所知，亦无意探询。偶尔，我也能模糊听到有关“三王”——王承龙、王洪文、王秀珍——与老徐之间权力斗争的传闻，但鉴于我对此向来缺乏兴趣，也未曾深入探究。唯一引起我关注的，是老徐的变化。他似乎不再是记忆中那个潇洒自如的形象，甚至连外貌似乎也发生了改变。不知从何时起，他突然发福，经常裹着一件鼓鼓囊囊的蓝布棉大衣，这使他看起来更加臃肿，行动愈发迟缓，背部也略显凸起。我不禁揣测，他究竟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一日，他意外地踏入了我们的办公室。我满怀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与工作情况，他却只简简单单地用八字回应：“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立刻让我想起了他早年赠予我的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其中，《在洪泽湖封冻的日子里》一文，生动地再现了船民因湖面结冰而被困于湖心的场景——冰面承受不住单人直立之重，岸上的人们为了向被困者运送食物，不得不手握竹竿，匍匐前进，一寸一尺地艰难前行。那种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的情景，与老徐此刻的心境竟是如此相得益彰。我不禁心中涌起了几分忧伤。

“的确，老兄已是许久未曾提笔，怕是笔锋都有些钝涩了。”老徐不禁长叹一声，带着几分感慨道：“胡适先生曾言，一旦成为过河的卒子，便只能全力以赴，勇往直前。我亦是如此，若想回头，恐怕也已无路可寻！”

在这声叹息里，固然掺杂着几分自豪之色，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失落与哀伤。

“萧木啊，你在政治见解上往往过于纯真，有些事宜行而不宜声张。”

未曾想到，老徐早已攀上高位。他的官场套话虽未明言，却已透露了其中的含义：那就是先行行动，之后再向上级请示。我将此事告知朱永嘉，老朱立刻心有灵犀。在他的周密策划与组织下，文艺组的陈冀德等同仁团结一心，自1973年初开始，相继创办了《朝霞》丛刊、月刊以及《外国文艺摘译》等多种文艺出版物。

熟稔之感油然而生，盖因我于往昔已多次在远方瞥见他的身影；而陌生之感亦浓烈，盖因这乃是我们初次坐于同一桌前，面对面地交谈。此人，便是王洪文。

这位是萧木同志，他是一位由工人阶级出身转变为作家的同志，曾任职于铁路工人。

我深刻领会了老徐所强调的三个核心要点。首先，他特别点出我过往的工人身份，很明显是为了缩短与王洪文之间的距离，以便使他对我更加接纳。据此推论，第二点或许暗示我将接手一项与王洪文相关的任务，尽管具体内容目前尚不明朗。至于第三点，它涉及传闻中摩擦频发的市委和市革会两位领导人。他们似乎因为某些原因，产生了携手合作的愿望，而老徐则是第一个伸出和解之手的先行者。

最终，这一条消息如同一缕清风，拂去了我心中的阴霾，带给我愉悦；而前两条却如同海浪般在我心底掀起了层层波澜，让我陷入了难以平息的焦虑漩涡。

盛情难却，我再次坐下来品尝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那碗赤豆晚米饭真是美味难挡，每一口都充满了诱人的香气。老徐在品尝的过程中，不吝分享他的养生心得：吃米饭，讲究慢嚼细咽。经过一番细心咀嚼，待米饭变得甘甜时，再缓缓咽下，这样更利于消化吸收。王洪文对此表示赞同，即便我这个平时吃饭像火烧眉毛的人也感到新奇。但蕴芳大姐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别骗自己了！早一顿、晚一顿，冷一顿、热一顿，这不就是胃病的症状吗？你还敢谈细嚼慢咽？”王洪文惊讶地转过头问：“你有胃病吗？”老徐有些尴尬，笑着回应：“有一点，不过问题不大。”

用餐过后，老徐引领王洪文与我进入内室，紧闭房门，神色庄重地向我简要叙述了不久前在庐山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激烈争斗。这场争斗被形容为“足以撼动庐山，使地球为之停顿”。我为之震动，亦深刻领会了王、徐二人为何能够暂时搁置旧怨，携手同行的缘由。显而易见，在庐山全会上，林彪暗中策划，意图首先打击的目标正是张春桥，这无疑给王、徐二人带来了沉重的压力。面对强劲的对手，两人便萌生了弃嫌共抗敌意的想法。

徐老随后展阅了文件，向我深入解读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深刻内涵，并传达了闭幕会上对全党发出的“学习马列主义”的号召。随后，他透露，他与王洪文已就每日中午共同钻研马列理论达成共识，信念坚定如山岳。但他的心中亦存忧虑，部分内容或许难以领会，于是诚挚地邀请我担任他们的指导教师。我心知肚明，徐老完全有能力自学，无需他人协助。尽管他未曾明言，但我从他精心安排的计划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他试图引导王洪文一同投入学习的良苦用心。尽管如此，我还是欣然应允了这一职责，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鞭策自己阅读更多的书籍。

这项学习活动根基稳固，始终如一地稳步推进。最初，仅有徐、王二人投身其中，不久便吸引了马天水、王少庸等十余位同仁的加入。他们潜心研读的，是毛主席亲自圈点的马恩列斯等经典著作，共计三十卷。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等要员，共聚一堂。

在那个年代，我和老徐都未曾料及，仅仅因为我承担了这份业余的辅导教师职责，竟在三年后，我接到了调往京城工作的指令。起初，我被指派参与了正在筹备中的十大党章修订工作；十大会议闭幕之后，王洪文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宣称，毛主席赋予他的主要任务是研读马列著作，因此他以这个理由将我留在了他身边。我依旧保持着“雷打不动”的勤奋，每天为他辅导两个小时，后来陈永贵和吴桂贤两位同志也加入进来，我们继续共同研读三十本重要书籍。

在这段时间里，我相继被委以重任，为周恩来、王洪文、华国锋同志草拟了一系列基础性文件，并协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完成了他们交付的文字工作。与此同时，我还担任了《人民日报》的兼职编辑。

我的内心不禁涌起一股忧愁。这种困扰并非因察觉到王、张、江、姚四人怀有“篡党夺权”的野心而引发，而是由于身处“一仆多主”的境地，我几乎难以找到闲暇时光来投身于个人的创作之中。

1970年四月，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毛主席亲切地与徐景贤（位于左一）握手，场面温馨而庄重。

同样，老徐似乎也未能尽如人意，特别是1974年春天那场《朝霞》事件，令他内心始终笼罩着愧疚的阴霾。在此，我无意详述该事件的缘起、过程与性质（注：欲深入了解该事件，请参阅本刊去年第十期“文摘”栏目中陈冀德的《“阴谋文艺”遭遇阴谋记——〈朝霞〉事件》）。简言之，它不过是文革狂潮中的一朵小小波纹。然而，即便是微小的波动，也波及了从基层到中央的各个层面，反映出知识阶层在那场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中所面临的无奈与困境。

一些工人造反派成员对《朝霞》杂志上两位青年作者所撰的两篇小说中个别片段进行了过度的阐释，将其夸大至不适宜的程度。他们起初在若干基层单位中进行猛烈批评，并随即将情况上报至市委，强烈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该报告送达康办后，王秀珍与马天水已签署了认可意见，正静待徐景贤作出进一步的指示。

鲜少有人能洞悉老徐内心深处所经历的激烈思想碰撞，但最终，他仍旧描绘出了象征肯定之意的完整圆圈。

亲身经历的点滴，让我深刻体会到老徐对友情的深厚情感。1968年秋季，当专题写作组不得不解散之际，他精心为每一位成员量身打造了细致周到的安排，这一点尤为显著。然而，他设计的那个“O”符号，却在他与几位文友之间长久以来的患难与共的情谊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瑕疵。依照此法，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便是自1959年起便与他结缘的老友、《朝霞》的负责人陈冀德，以及两位同样受到他热情扶持的年轻作家。

陈冀德及那两位青年作家，正如预期般，陷入了困境。他们纷纷向我致信，倾诉他们所遭遇的种种艰辛。

王洪文

此事亦牵涉到王洪文，显而易见，他坚定地站在王秀珍一边。

“这仅仅是一场误会。”他温和地安慰我，让我不必对此耿耿于怀，并已下令不再追查此事。

此事自始至终不过短短一个月，终因张春桥的介入与调停，得以迅速平息。

老徐痛苦不已。

外界或许以为这仅仅是关乎一官半职，但亲历其境的老徐所领略与感受到的，实则远不止这等简单。他唯有孤身一人，默默忍受那道不知缘由而留下的伤痕。

五月同日，我因私事重返上海，行旅途中，我抽暇前往探望老徐。见面时，他激动地紧紧握住我的手，情绪激动地说：“萧木，我犯下了重大过失，我对不起老朱，对不起陈冀德，更是对不起你。”我回应道，自己已经与老朱、陈冀德沟通过，他们都表示了谅解，并无责怪我的意思。

他言：“每当我得到他们的宽恕，内心的愧疚便愈发深沉。岁月流转，多年以后，当徐、朱、陈等数人历经世事沧桑，领略了人生百态，再次相聚时，‘共剪西窗烛，同话巴山雨’，提及那《朝霞》事件，也唯有相视一笑，而那时的晴朗月夜依旧清晰如昔。然而，那日我离开老徐家，沿着康办大院的花园小径漫步，心中却倍感沉重。对于老徐，我难以直言，或许是因为觉得他过于软弱，又或许是对他产生了同情，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惋惜。我总觉，像老徐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最好是远离官场；一旦踏入，尤其是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往往不可避免地会演绎出一场悲剧。”

那时，我竟未曾意识到，即便我自认为并无太多才华，却也无意间演绎了一幕悲剧。

四

随着文革的落幕，我的那部未竟之作《春江潮》瞬间被指斥为“篡党夺权的毒草”，不可避免地承受了严峻的革命批判。而我，曾在炮兵、步兵的隔离室中辗转，甚至被囚禁于秦城监狱，如此，五年半的宝贵时光便无声无息地流逝了。随后，我在上海度过了长达八个月的劳动改造。然而，命运多舛，1982年11月，我突遭逮捕，依法受到审判，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被送往提篮桥监狱服刑与改造。

步入监房入口，眼前便是一处名为“小阳台”的狭长而宽敞的走廊。回想起当年，英国设计师可能出于通风的考虑，巧妙地嵌入了一排排铁丝网，从而使得上下两层楼面得以通过这些网孔相互窥探。在一次“小放风”的间隙，我走出监房，不经意间向下俯瞰，只见一位犯人弯腰低头，正埋头进餐。令人称奇的是，他面前的搪瓷饭碗竟被安置在一个装满热水的面盆之上。每当他用勺子舀取饭菜，那饭碗便随之摇曳晃动，姿态颇显生动。此刻，我的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那顶他熟悉的哥萨克皮帽，虽略显磨损，却依旧鲜明，我一眼便认出了那是老徐！我尝试着大声咳了一声，果不其然，那张先是一愣，随后露出惊喜面容的脸庞缓缓抬起。多少年的生死别离，此刻却仅隔着一层薄薄的纸相会。在这一刻，那层纸瞬间被捅破，他那份真挚而亲切的情感，让我终身难忘。只见他脸上露出夸张的神情，嘴角张合间，我立刻“听”出了他的心声：他在询问我“你好吗”。我用力地点了点头，随即模仿着他的动作，张合自己的嘴巴。他对我点头回应，还用调羹轻轻敲击面盆，向我展示了一个轻松、天真，又带有一丝滑稽的笑脸。我知道，这是他在安慰我，让我不必为他胃痛而忧虑，然而，泪水还是情不自禁地涌上了眼眶。

春节过后的一年，大队部本着期望那些对美术怀有热忱的年轻囚犯能凭借其特长，为将来自力更生打下基础的初衷，便组织了我与两位曾经是中学美术教师的资深囚犯，共同成立了一个工艺美术培训班。学员则是经过各中队细心挑选出来的。鉴于授课之外还需进行个别辅导，我得以享受到在楼栋各层、各个监室间自由穿梭的特殊待遇。也因此，我与徐老有了多次的会面。

我日常多数时光沉浸在书海之中，拆解纱线仅是调节心情的闲适小乐章，且并无任何严格的工作考核要求。

我再度探询他的胃痛情况，他轻描淡写地表示问题不严重，尚能承受。只是食物需分批摄取，以免胃部不适，产生压迫感和胀痛。在酷暑中这并非难题，然而在寒冷天气里，便需借助你曾目睹的土法子。那些给劳役者分热水的人们对我格外宽厚，每次都会额外多给一勺或两勺热水，使我得以热食，这样用餐体验便好了许多。随后，他关切的询问起我的健康状况，指出我似乎精神状态不佳。我向他说明，相较于秦城，这里的环境已好很多，只是夜晚依旧难以安眠。他听闻中队里的学员们私下称我为“小老头”，说我总是面带忧色。萧木鼓励我，务必放松心情，彻底放松！他自己如今“无官一身轻”，生活不是也过得挺好吗？

的确，在我眼中，提篮桥的徐先生自卸下领导的重担之后，似乎多了几分从容。岁月的风霜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让他看起来更为清瘦，气度愈发不凡。他不再像往昔那般显得笨重、行动迟缓，也不再流露出一副疲惫不堪的神态。

在刑期即将落幕之时，我与老徐举行了一场告别的聚会。他还有九年以上的刑期待履行。他对我送上了祝福，我却依旧满心忧虑。我们回忆起曾共同热烈投身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岁月，未曾想到现实的困苦。讽刺的是，我即将面对的挑战并非理想上的难题，而是最实际的生存挑战：如何维持生计，如何让子女接受教育，我该如何肩负起这些责任呢？

徐先生坦言，最低生活保障自是毋庸置疑，我们不妨抱持简朴的生活态度。勤俭节约，乃我辈的革命精神，亦被全社会尊崇为一种崇高的荣耀！

你所言差矣！贫困被视为荣耀，实乃特定时代的道德认知。然而，随着“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贫困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已然演变为一种耻辱。

徐老沉思片刻，继而缓缓开口：“我依旧对您所言难以置信。”

徐景贤与夫人

获得释放之际，我却又被送入了劳动改造的工厂。为了维持生计，我必须充分利用每一刻空闲时间，不懈地工作。尽管我擅长的只有写作，不论怎样更改笔名，我的古代历史题材作品总是一再遭遇审查，屡遭打击，直到老徐出狱，我依旧未能走出困境。老徐在一段时间的休整后，先是埋头苦读，然后陆续写下了一些回忆录，同样多次被禁，四处碰壁。但他比我显得更加开朗和沉静。我们偶尔相聚，话题总是围绕我们的文学兴趣，他很少提起那些不愉快的往事。显而易见，他的乐观与豁达，是历经人生的风雨变幻后，努力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有一次，我特意提起提篮桥曾讨论过的话题，我说如今媒体宣扬的是“会赚钱会花钱”，富豪和名人成为最热门的称呼，甚至小学生也在攀比谁的父亲更有钱，难道你仍然坚持“勤俭节约”是一种荣耀的观点吗？

徐老感慨此事出乎意料，随即淡然一笑，说：“那又算什么呢？孔子的大弟子颜回，即便只有一碗饭、一瓢水，身处简陋的环境中，别人难以承受的困苦，他却能保持心情愉快。我们为何不向这位被尊为‘复圣’的颜回学习呢？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我们只要自己寻找快乐，给自己带来欢愉即可！”

他的话语中，我仿佛又看到了昔日的老徐，那位身姿优雅、气定神闲的形象。尽管岁月在他身上刻下了痕迹，他却越发显露出对世事的深刻洞察，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种超然与老成的韵味。

“能否别再提了？”甚至情绪激动地呼喊：“我无法再听了！”

徐景贤

在我心底，老徐的名字总让我涌起无尽的感激，尤其在我当前的人生阶段。记得他当年对我无私的接纳与推举，那纯粹是出自善良的本心，毕竟未来之事谁又能预料。尽管我之后遇到了种种挑战与挫折，但这些经历对我认识人生、洞察历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非完全是悲剧。生活本身就是多元多姿的，或许我未来的岁月还会充满意想不到的喜悦！我所谓的“无法释怀”，并非来源于这些。几十年来，我被剥夺了作为公民应有的表达与创作自由，这才是我心中最深的痛楚。写作是我生命的热爱，若失去了写作，我的余生将失去何等意义？

1997年10月，上海永乐电影电视公司的两位制片人莅临，与我商讨一项提议——将我那部旧作长篇小说《堕民》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这一瞬间，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老徐的形象。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曾担任过电影《年轻的一代》的编剧，对于电视剧本的创作，他自然得心应手。经过一番商讨，他欣然接受了我的提议。这一喜讯让我兴奋不已，随即我与他签订了改编权的转让协议。小说中所描绘的“堕民”，是江浙地区独有的一个群体，他们被自由民视为天生的“贱民”，因此常常遭受各种羞辱。关于其起源，众说纷纭，鲁迅先生曾认为，这可能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的后裔。从题材来看，它涵盖了从明代至民国的一段漫长历史，理论上应该不会有太多的禁忌。然而，为了规避潜在的风险，我和老徐都谨慎地使用了不为人知的笔名。

来年的春末夏初，这部连续剧在浙江横店低调启动，其投资之巨高达四百万，拍摄工作亦已接近尾声，完成度逾四分之三。但就在此刻，一道突如其来的禁拍令如晴天霹雳，横空出世。其缘由在于，按照我与两位制片人共同签订的协议，片头必须标注“根据莫莠小说改编”的字样。莫莠，这个笔名，承载着我年少时光的记忆，现今却鲜为人知。令人咋舌的是，相关部门竟然挖掘出了真相，“莫莠”竟正是“萧木”的别称！

“抱歉，是我不小心给你们带来了困扰！”

据悉，《苦藤》这部电视剧终于顺利完工，但遗憾的是，我再次签订了那份看似“自愿”实则剥夺署名权的新合约，使得我与这部作品的原创身份就此割裂。我简直难以置信，在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历程中，是否还有第二起如此罕见的个案！

告知老徐这事后，他先是表现出惊愕，随后转为自嘲。他以此比喻道，在我们看来，我和你都被归类为“堕民”，甚至地位不及一般百姓。即便是“堕民”又怎样呢？关键在于，堕民也属于“民”的一员。只要能被称为“民”，便能过上颇为舒适的生活！

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徐愈发难以重温那份“悠然自得”的意境。经济上的困顿固然是影响因素之一，然而接二连三的偏头痛、冠心病以及老胃病的折磨，更是让他痛苦不堪。他的脊背逐渐佝偻，拐杖已不足以支撑他那蹒跚的步履，不得不依靠他人的搀扶。在去年的秋冬季节，内耳中生长的胆脂瘤破坏了他的平衡感，站立时便感到天旋地转，不得不承受两次手术的折磨。由于我搬迁至浦东，与他家的距离甚远，因此只能在手术的前夜，通过电话传达我的一份慰藉。他的回应总是那么开朗：“放心吧！我正在学习做个少先队员——时刻准备着；但这并非为了追求共产主义，而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哈哈！”

萧木、徐景贤

最为难忘的，无疑是那最后一次的欢聚时光——那是在2007年10月27日，我们在江湾湿地公园度过了无比愉快的时光。

朱永嘉提议组织这场园游会，旨在传达他对这片土地的深切情感。他的居所坐落在江湾畔，与复旦大学的宿舍区毗邻。那日，天高气爽，微风轻送，空气中飘散着桂花的幽香。这些年长的朋友们沿着绿意盎然的小径漫步，不时指着某个地方，分享着关于湿地的往日轶事。有人提议去吴淞口，大家便沿着石阶缓缓向上。此时，老徐在蕴芳大姐的扶持下一瘸一拐，手里还握着一根塑料拐杖，两侧有同伴搀扶。我好奇地询问：“您不是还有那根四脚拐杖吗？那根用起来更稳妥。”他苦笑回应：“被小偷偷走了！”众人惊讶：难道那盗贼也是老年人？老徐气喘吁吁地说：“那拐杖的杆子是金属的，可能能换几个烧饼。”听闻此言，众人无言以对。

如数家珍。

徐景贤与女儿

徐老的目光穿透波涛汹涌的远方，悠然地吟咏出一句诗篇：“曾经沧海，难为水……”

“非巫山云非云。”

徐老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道：“那是在1972年春末夏初的时候，你陪我一起赴京参会，途中我们路过南京，许世友将军特地邀请我们留下过夜，并共游长江。在船上，我向他们提到了你上世纪五十年代创作的一部小说——《长江的主人》。你还记得这部作品吗？”

印象模糊。

徐老语重心长地说：“萧木啊，我真诚地希望你能放宽心态。你那部小说的题目真是选得巧妙——‘长江的主人’！回想当年，你意气风发，立志要成为长江的霸主，然而岁月如梭，或许你已经无法实现那等宏伟的抱负。那么，何不试着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呢？”

今夜，我于璀璨的灯光下，笔走龙蛇，创作了一篇言简意赅的词章。此作意欲奉送予老徐，以此作为对此次游历的美好纪念。

伫望吴淞口赠友

调寄《满江红》

激流滚滚，天赐佳偶，波涛竞相崛起。远望之中，李仙白帝之雄伟，苏哲赤壁之风采，历历在目。往昔金粉六朝繁华已随波逐流而去，而其辞赋之百代风华却依然流传。今乃清秋时分，桂花散发出淡淡的幽香，云彩与鹤鹬欢快共舞。

往昔岁月，恍若隔世；眼前佳酿，已满杯盈溢。任长发随风飘扬，扬起船桨，迎着斜阳西下。举杯临江，放声纵歌，评说古今，犹如中流击水。言语无需多赘。暮色渐浓，乌鸦在乌台周围盘旋，佳人泪珠点点。

未曾料及，词曲初成之时，人却已踏上了远行的征途，那次的公园漫步，竟演变成了永恒的别离！

五

10月31日的夜晚，华灯初上，大约七点钟的时分，电话铃声划破了夜的宁静，那头传来了陈冀德颤抖的声音：“老徐走了！”今天午后4时30分，他或许因过度劳累诱发心脏病，突发状况迅速恶化，从发病至心跳停止，整个过程仅短短半小时。

短短四日，我们岂不是还沉浸于湿地公园的欢愉之中？九十六小时如白驹过隙，真令人难以置信！哎呀，我怎能置信，又怎能心甘情愿地去置信呢？

近日，为纾解心中之痛，我漫无目的地翻动着《列子》的篇章，一篇名为《天瑞》的文章跃入眼帘。文章中提及，往昔之人，以“归人”之称谓来缅怀逝去的生命。

若把逝去者看作是回归路途的旅人，那么生存之人便成了旅行的过客。若行走却不知归途，便如同失去了家园的漂泊者。单一人失去家园，他人或许会指责；而当全世界都失去家园时，便无人能辨识谁的过错。有人背弃故土、远离亲人、荒废家产、四处游荡不归，这样的人又该怎样称呼呢？世人多半会视其为行为放荡不羁之辈！

确实，生命的终结是必然的，这就像人们终究要回归故土一样，是自然的法则。作为“行者”，若终日漂泊不归，岂不成了“逍遥游子”？老徐在短短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就从“行者”变成了“归人”，这对于他和他的家人来说，无疑是一份喜悦。我边阅读边沉思，这样的思考成了我心灵上的慰藉。

古语有云：“树倒方显其高。”如今，老徐已然身陷困境，他却心悦诚服地接受众人的审视，更以非凡的勇气，主动邀请医学专家们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运用锋利的手术刀对他进行解剖，切片，并在显微镜下进行细致的观察与检验。在生理层面，自然能发现被病菌侵袭的病变组织，但在心理层面，我敢断言，即便在显微镜下放大至千万倍，即便能够洞察盲从与失误，却绝不可能发现专横、贪婪、欺诈等“心理顽疾”。对比当下官场，我为能拥有如此一位老友而深感自豪！

在我看来，老徐不仅将他的有形“生理遗体”献给了国家，而且，依照马克思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深刻见解，他还为后世留下了一具无形的“社会遗体”。若我们能够超越情绪化的偏见和极端化的批判，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深入剖析、切片、分析和研究他的“社会遗体”，我相信，必将呈现出一幅生动逼真的历史长卷。这幅长卷不仅是整个大历史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更是人们观察与理解整个大历史的一扇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