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停摆美联储却毫发无伤？揭秘美国央行的超级权力

美国联邦政府可能再次面临停摆危机，但美联储高管柯林斯近日明确表示，即使政府关门，美联储也将“一点不受影响，该干啥还干啥”。 这已经不是美联储第一次展现其超然地位——2018年底美国政府曾停摆35天，当时美联储依旧照常开会、调整利率、发布经济评估。 这种独立性源于其独特的制度设计：美联储不从国会获取预算，理事任期长达14年且难以被罢免。 但一个能够无视政府停摆、不受民意直接约束的央行，其权力边界究竟在哪里？ 它是在守护经济稳定，还是已成为“美国第四大权力部门”？

美联储的独立性并非口头承诺，而是由法律、预算和人事三重机制构筑的实体屏障。 《联邦储备法案》明确规定，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不受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审查。 更关键的是，美联储的运营资金不依赖国会拨款，而是通过自身持有的证券收益覆盖，这意味着即使政府停摆导致财政拨款中断，美联储仍能维持全额运作。

在人事安排上，美联储理事的14年超长任期（远超总统的4年任期）和交错任期制，使得任何一位总统难以在任期内完全“掌控”理事会。 此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12名投票委员中，有4位来自地区联储主席，这些主席由当地储备银行董事会提名，进一步分散了决策权。

政府停摆已成为检验美联储独立性的现实试金石。 根据历史经验，停摆导致的经济数据延迟发布并不会迫使美联储推迟决策。 例如在2013年10月政府停摆16天期间，原定发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和CPI报告均被推迟近两周，但美联储仍在停摆结束后的会议上按计划维持利率不变。

面对数据缺失，美联储展现出灵活应对能力。 时任旧金山联储主席威廉姆斯曾引用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的“十亿价格项目”等替代数据源填补官方通胀数据的空白。美联储内部人员也会参考ADP就业数据、LinkedIn职位空缺指数等非官方指标进行综合判断。 这种多渠道数据采集能力，削弱了政府停摆对货币政策制定的影响。

美联储对独立性的坚持，部分源于历史上的惨痛教训。 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总统向时任美联储主席伯恩斯施压，要求维持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助力1972年大选。 伯恩斯在日记中记载，尼克松曾敦促他“开始扩大货币供应，并预测如果不这样做将引发灾难”。 这种政治干预最终导致货币政策过度宽松，通胀失控，伯恩斯后来承认“我们成了政治附庸，代价是摧毁美元信用”。

但独立性也是一把双刃剑。2025年9月，美联储在通胀仍高于2%目标的情况下决定降息25个基点，而新上任的美联储理事斯蒂芬·米兰（同时保留白宫经济顾问职位）却主张降息50个基点，其立场与特朗普总统的公开要求高度吻合。 这种“双重身份”理事的出现，打破了美联储长期以来的政治中立传统。

美联储的独立性意味着其决策可能与社会民意产生直接冲突。最典型的案例是19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为对抗高达15%的通胀，将联邦基金利率大幅提升至20%以上，导致经济衰退和失业率飙升。 此举引发国会强烈反弹，民主党众议员多根提出弹劾沃尔克的法案，共和党议员科科伦甚至提议恢复财政部长在美联储的决策角色。

当前，美联储内部对政策路径的分歧同样反映了这种张力。 波士顿联储主席柯林斯强调“大幅降息存在风险”，需平衡通胀威胁与就业市场疲软；而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则警告“进一步降息的空间可能有限”。 这种分歧发生在美国民众对房贷、车贷成本高企的抱怨背景下，凸显了技术官僚决策与民生感受之间的落差。

特朗普政府时期，对美联储的公开施压趋于频繁。 特朗普不仅多次抨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降息迟缓，还尝试通过人事任命直接影响决策——提名白宫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出任美联储理事，并使其成为1935年以来首位同时兼任白宫职务的美联储理事。 此外，特朗普曾以“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试图解雇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虽被法院驳回，但开创了总统直接罢免在任理事的先例。

这种干预并非美国独有。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过频繁撤换央行行长推行非正统降息政策，导致里拉贬值67%、通胀率超过85%。 这一案例成为美联储捍卫独立性时经常引用的反面教材。

尽管美联储享有高度独立性，但法律上仍需接受国会监督。 它必须定期向国会提交货币政策报告，并接受政府问责办公室（GAO）对大部分职能的审计。 然而，GAO被明确禁止审查货币政策决策本身，这形成了一种微妙制衡：美联储的操作流程受到监督，但决策核心仍被隔离在政治审查之外。

这种制度设计引发了对民主问责的质疑。 一个典型案例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通过三轮量化宽松将资产负债表从8000亿美元扩张至4.48万亿美元。 这些重大决策虽由技术官员做出，却对全球资本流动和财富分配产生深远影响，而公众难以通过选举直接表达对其政策的偏好。

#金秋养生图鉴#美联储在政府停摆中展现的冷静，揭示了现代中央银行体系的深层矛盾——当政治机构陷入僵局时，一个设计精密的技术官僚体系仍在持续运转。 这种独立性既是抗击通胀的历史经验结晶，也是民主问责的模糊地带。 柯林斯的“硬气”声明背后，是一个在权力制衡与专业决策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的机构，而这种平衡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