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冷西一句后悔的话，半生浮沉

作者：吴冷西

曾执掌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国际部的部门领导职务。

新华社副总/总编

全国政协常委

任人民日报总编

中央宣部副部长

在1987年至1997年的十年岁月中，即便吴冷西身患疾病，他仍坚持笔耕，完成了《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这一部具有重大历史研究价值的回忆录。同时，他亦不遗余力地创作了数十万字的《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

在《忆毛主席》这部作品中，作者吴冷西生动地还原了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时期，亲耳聆听到的毛主席重要讲话，以及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私密交谈。凭借其细腻的历史回忆，吴冷西让读者得以直观地领悟毛主席在该时期的核心理念，为后世的研究与思索提供了宝贵的一手史料。

当时的总编辑

吴冷西晚年回忆

毛主席指出，当前报纸的宣传报道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避免陷入空洞无物的言辞。所谓的“压缩空气”，实则并非旨在浇灭热情，而是警示我们避免过分吹嘘不切实际的高标准。我们在行动中，应紧密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口号和设定目标时，务必留有适当的余地。

毛主席的这些言论虽曾传入耳畔，却因前述关于解放思想、提升品位、勇于创新的广泛论述所掩映，未能引起我充分的关注。随着大跃进浪潮的迅猛涌动，我的思绪亦随之沉浸于狂热之中。不久后，毛主席又提出了以下见解：

近期，媒体报道现实状况时，常显露出一定的局限性，有时甚至过分渲染事实。比如，在论述各项指标与规划时，往往倾向于过度强调其重要性。在调整压缩空气的过程中，激励的话语固然应当传达，然而务必注意避免言过其实。

如今，各地纷纷推出各式各样的“化”改革措施。“化”之精髓，在于革新，这一思想深得民心所向。对“化”的呼唤此起彼伏，极大地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但在报纸宣传的过程中，我们亦需谨慎行事。以绿化为例，种植数株树木尚不足以称作绿化，真正的绿化要求树木得以成活、连绵成片、蔚然成林。正如从高空俯瞰湘南、粤北，那些苍翠欲滴的景致方为绿化之典范。同理，水利化亦然，有人夸口一年之内即可实现，有人声称三年内可达成目标，然而，这些都还未达到“化”的境界，它们只是对某些局部面貌的微调而已。

谈及“四无”理念，我们理应坚定其对现实的适用性，同时亦需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这一目标并非短期内便能轻易实现，亦非三五年内便可轻松达成。在深入探讨“化”与“无”的实践路径时，我们不应轻率断言已完全实现。即便是在制定规划或提出口号的过程中，我们也应保持一定的灵活性，预留充足的时间和空间，避免陷入僵化与绝对的思维定式。

报纸宣传要深入细致。我们坚守“多、快、好、省”的工作宗旨，然而在新闻报道的具体操作中，切不可过分强调“多”与“快”，从而忽略了“好”与“省”的同等重要性。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卓越品质与实际成效的和谐统一。所谓“大而无功”，并非指追求规模的宏大，而是强调要关注实际成果。若只是空谈理论而不付诸实际行动，实则与白费力气并无二致。

4. 当下，全国各地正涌动着一股蓬勃发展的热潮，新生事物接连涌现。然而，其中亦掺杂着良莠不齐的现象，优劣互现。记者与编辑们亟需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思想水平，以便对眼前这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作出精准的政治判断，并展现出非凡的远见和洞察力。

五、报业所遭遇的挑战，共性鲜明，不仅《人民日报》面临，省级报纸亦然。今年夏日，全国各地的报纸总编们齐聚一堂，共同寻求新闻宣传工作的优化路径。在南宁的会议中，反“右倾”的基调尤为突出，而成都与武昌的会议则着重于提振精神、激发干劲。尽管这两次会议中也偶有关于留有余地或适度调整的声音，但相对较弱。直至五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呼声占据了主导地位，盖过了其他所有的声音。

在肩负起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重任之际，我也随时代潮流起伏。然而，始终铭记毛主席的深切教诲，在起初阶段，我的言行举止都极为谨慎。进入六月，农业领域的“卫星”产量节节攀升，紧接着，钢铁和煤炭领域的“卫星”产量也纷纷涌现，大跃进的浪潮达到了顶峰，夸大其词的风气在社会上弥漫开来。

起初，人民公社仅作为报道的典型案例。但伴随河南省全面展开公社化进程，一股共产主义的热潮迅速弥漫开来。尽管不能确切断言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1958年的浮夸风潮及共产主义热潮中扮演了主导角色，但我在那时肩负着这两个机构的宣传工作，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时至今日仍使我深感愧疚。

毛主席曾亲口教诲，必须密切关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每日的报道与评论，确保思维保持敏锐。作为推动力量，我们不仅要成为主动的推动者，更要成为理智的推动者，绝不能变成冲动冒进的推进者。

毛主席曾发表卓识，对报纸的宣传工作提出了诸多精辟见解。（1958年11月22日）当晚，毛主席亲自将我与田家英叫到他的面前，进行了一场关于宣传工作中内容精简、事实真相强调的深入交谈。他特别告诫我：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记者，对任何事物都应进行全面分析，并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显而易见，毛主席对那次会议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与我们交谈时，他的情绪依然高昂。当时，毛主席本拟与各大区组长商讨降低1959年的生产目标，特别是钢铁产量目标。这一目标最初是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确立的。

毛主席提出将钢铁产量目标由3000万吨降至1800万吨的设想。这一初衷本旨在取得共识，却未曾料到，各组长纷纷挺身而出，力陈己见，坚决主张维持原有的生产指标。

毛泽东同志曾明确表示，个别人试图强行改变我的想法，然而我对此深感困惑，因为他们的论证缺乏充分依据。有人提议在下一年将某地的钢铁产量翻一番，某些省份甚至设定了增长四倍的目标，更有极端的省份计划增幅达到十倍甚至三十倍。如此夸张的增长比例，又如何能够赢得人们的信任呢？

毛主席指出，现已有多达12名部长递交了工作汇报，其设定的目标之宏伟，几近于挑战。即便我无法达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也不至于遭遇生命威胁。铁道部长提出，力争在1959年以前完成2万公里的铁路建设任务。周总理主持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原本规划五年内完成这一目标，然而这位部长竟声称只需一年即可实现，这岂不是谈笑间就成泡影？若真如他所说成功完成，我倒是愿意接受‘机会主义者’的称号。

毛主席进一步重申，实则，我们追求生产1800万吨钢铁的目标并非一时权宜之策，其实现与否仍充满变数。今年（1958年），我国钢铁产量预计将突破千万大关，然而，优质钢材的产量却仅达850万吨。此现象似乎昭示，尽管郑州会议历经数日，却未能有效驱散思想上的迷雾，众多人的思维依然过于偏激。

1958年，钢铁产量的迅猛增长导致产量翻倍，迫使六千万人民迁往山区，造成了全国性的社会动荡。假如次年产量继续翻倍，甚至实现数倍增长，局势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毛主席曾指出，召集我们在此聚首，旨在将“压缩空气”的精神迅速传达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与编辑。他严肃地强调，当前宣传工作应紧扣“压缩空气”的核心理念，摒弃虚夸，倡导务实，并严控个人情绪，防止情绪失控，更不得引导他人步入情绪失控的泥沼。

毛主席曾强调，投身新闻宣传工作的同仁，无论是记者还是编辑，在审视问题时，务必持有全局的视角。他们需深入剖析事物的本质，同时关注其周边的诸多层面。既要精准把握事物的核心要素，亦不可忽视其微小的细节。既要认可取得的伟大成就，亦需直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这正是辩证思维的体现，亦被称为“两点论”。

当前社会存在一种倾向，即倾向于回避谈及不足、不满和负面评价。然而，任何事物都包含其优点与缺点。即使是令人愉悦的事物，也并非毫无瑕疵；而那些充满挑战的事物，也并非全然无益，它们同样有其积极的一面，只是好坏程度各异。在享受一致赞誉时，我们应审视自身是否真的完美无缺；在遭遇广泛批评时，也应深思该事物是否真的毫无价值。以大跃进运动为例，其初衷充满正能量，但过度乐观导致了不良后果。

在我看来，采取隐瞒产量似乎显得更为策略。若实际情况是粮食产量偏低，却故意夸大产量数据，那么这种虚报产量的做法，最终将导致国家依据这些不实的数字进行征购，进而过多地征购过头粮，受苦的无疑是广大的农民。尽管隐瞒产量与少报产量同样并非善举，但我对此表示出一定的理解。

稻谷沉甸甸，颗粒饱满，干部们理应如实上报，然而农民心中却有所保留，无非是想多留些粮食，以享更多佳肴。数十载岁月流转，我国农民饱尝温饱之苦，对丰盈食粮的渴望实属人之常情，绝非过错。若隐瞒真相，粮食尚在；若虚报数据，粮食却可能一去不复返。虚报之弊，其害甚烈。

“手执巢湖作瓢勺，干旱之地得以滋润”，此语虽意境悠远，但在实际推进水利工程的过程中，却难以如此浪漫地行事。

毛主席曾指出，在大跃进期间，部分虚报现象源于上级下达的压力，其危险性在于我们竟对下级上报的数据毫无保留地深信不疑。曾有一位县委书记，逼迫农民进行麦田灌溉，下令连续三昼夜奋战。然而，农民们却在夜间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孩子们担任放哨，而大人们则趁机休息。当那位县委书记看到点亮的灯笼，便误以为灌溉工作已经完成。

随着夸大其词之风愈演愈烈，我们对提交的报表的真实性感到难以完全信赖，因此必须对其进行适度调整，对其可信度进行大约三分之一的下调，这样的评估更为稳妥。若仅凭这些可能存在夸大之嫌的数据来制定生产计划，风险系数相当高；而若以此为依据制定供应计划，其危险性更是成倍上升。

毛主席曾言，投身新闻领域，无论身为记者或编辑，均需保持思维敏锐且秉持公正客观的态度，必须坚守实事求是的核心原则。在深入采访的各个阶段，我们应警惕盲目接受他人观点，而是要主动思考，对信息的真实性及合理性进行严格的甄别与审慎的判断。

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依据一些省委的反馈，在“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编制各省份的进度报表——如水利工程中的土石方进度报表——以及发布所谓的“卫星”新闻报道——例如粮食和钢铁产量异常增长的报道。这些做法对各地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由此催生了一种“竞相攀比”的负面氛围，各地竞相夸大其词，言过其实。对此，我们务必深刻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首要任务是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必须对事实真相进行严谨的核实。新闻报道的根本宗旨难道不在于追求事实的真实性吗？我们必须严谨地区分事实与虚构，清晰界定夸大其词、编造事实与真实报道、确凿无疑之间的界限。新闻不应如同诗歌或小说般虚构，不应凭空捏造内容，更不能采纳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

继而，适时投放明矾，以澄澈纷扰的思绪。据最新消息，《人民日报》近期发布了一篇社论，其中对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节点展开了深入探讨。社论明确主张，过渡期应予以缩短，并建议可在三四年至五六年的时间内完成。同时，社论摒弃了北戴河决议中关于“或许需要更长时间”的表述。

毛主席曾明确指出，那未完的言辞乃是我有意为之，初衷乃是为了行事更为审慎。然而，今昔对比，我深感当时的举动过于急切。倘若各位能将那后续之言删去，想必情绪将更为急迫。我不禁心生疑问，此举或许是出自某位政治局委员的倡议。

毛主席曾言，近半年来，众志成城，激情似火，我亦深受其感。鉴于此情此景，我们亟需采取有效措施以稳定情绪，例如投放明矾以平息情绪波动，压缩空气以降温。虽适当泼冷水亦不失为一种手段，然我们必须小心呵护干部与民众的积极性。若出现失误，责任自应由上级领导承担，切不可将指责转嫁至下属之身。

关注国际影响。本年度，我们在宣传策略上展现得过于外露，此举不仅在国内招致了广泛的误解与情绪起伏，亦不利于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良好的形象。

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郑重地告诫我们，切勿因追求虚名而招致实际的损害，这一风险如今已初见端倪。杜勒斯每日对我方口出恶言，实则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安，深怕我国飞速的发展势头。

对于有关美国可能采取预防性打击的传言，对我国并无实际好处。何必自找麻烦，成为众人的焦点？再说，我们在成就中或许夸大了部分内容。即便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也不应过分张扬，保持谦逊才是明智之举。

我国幅员辽阔，乃一方广袤的土地，然而在经济发展层面，尚徘徊于相对贫困的状态。尽管今年国家推出了宏伟的跃进战略，但根据现已发布的统计数据，全国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尚不及七十元，而工人的月均薪酬也仅大致六十元左右。

近日，某些县级干部表现出过分的自信心态，宣称经过三年的持续努力就能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观点难道不是过于乐观且不负责任吗？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革命先辈的理论，他们是否真的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仍会处于贫困之中？他们明确指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础是物质财富的极大积累，唯有这样，才能实现按需分配。那些宣扬“贫穷过渡”的同志们，他们所倡导的“贫穷共产主义”模式究竟有何优势与吸引力？

毛主席曾明确指出，当前人民公社推行的供给制，并未真正践行按需分配的宗旨，反而演变成为一种平均主义的做法。我国农民自远古以来便根植于平均主义的理念。以东汉末年张鲁所倡导的“太平道”，亦称作“五斗米道”为例，便是这一理念的明证。农民只需缴纳五斗米，便足以保障日常饮食无忧。这或许可视作我国农民最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尝试。目前，一些同志急切追求共产主义，实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行为。北戴河会议明确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五个必要条件，每一项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若有一项条件缺失，便无法踏入共产主义的门槛。

毛主席曾深情地表示，无论在何时，他都不愿急于推动转型。即便年事已高，步入人生的晚岁，他亦不会急切行事。

毛主席曾指出，要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必须全面考虑物质、精神及国际等多方面的因素，否则单凭一声宣告是无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我们必须清晰界定两个至关重要的界限：一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差异；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界限。在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谨慎，绝不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即将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

毛主席曾明确指出，我国推行的大跃进运动及人民公社化改革，不仅令杜勒斯深感震惊，也让赫鲁晓夫颇感意外。相较之下，赫鲁晓夫的态度显得更为审慎。目前，他仅表示将在12年内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进行深入研究，但尚未明确表态届时是否会立即启动这一过渡。

部分同志急于求成，期望能超越苏联完成转型，然而这种心态并不可取。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上已行进了41载，而我们仅仅起步9年，却妄图成为开路先锋，这显然是心急求成。世间万物均有其成长规律，正如人的成长分为幼年、少年、壮年、老年，水的形态亦分为溪流、江河、湖泊。任何事物的变化都应顺应其自然规律，从量变到质变，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盲目追求变革。

毛主席曾着重指出，新华社与人民日报的记者和编辑，必须保持头脑的清醒，勤于深思熟虑，形成独到的见解，绝不可盲目跟风，随波逐流。必须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探寻事物的本质所在。同时，还需擅长进行对比分析，不仅要与周围环境相对照，更要将历史与现状、东西方文化相互参照。

在唐代，一位英明的太守在处理案件时，并未直接对原告与被告进行审问，而是首先对他们的人际关系、周边环境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在全面掌握了相关信息之后，他才着手对原告与被告进行审问。这种做法被称作“勾推法”，亦或是“比较法”。新闻工作者与编辑应熟练掌握这一调查研究技巧，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独特的思想路径，一种务实的思维方式。

各位新闻界同仁，尤其是那些引领舆论潮流的媒体先驱——毛主席的目光此刻凝聚在我身上，语气铿锵有力地强调：“你们这些人，必须保持头脑的清醒，务必坚定不移地践行实事求是的原则。”

毛主席与我和田家英的这次交谈显得尤为坦诚，情绪起伏不定，时而高昂，甚至几度达到激动的顶点。这无疑与他下午与各大区组长们进行的深入交流有所关联，当时他的思维异常活跃，言辞流畅，直至深夜方才落幕。

最终，毛主席郑重地叮嘱我，务必迅速将这一精神传达给记者群体。他关切地询问我，有哪些可行的途径可以加速这一信息的传递。我向他建议，鉴于新华社正在北京召开全国分社的会议，主席的意见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迅速传遍。毛主席首先提出，是否可以将会议的地点调整至武汉，但随即又考虑到临时变更会址可能带来的不便，以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届时将有众多要员齐聚一堂。

田家英建议，中央办公厅每日应安排专机穿梭于京汉两地，以便次日能够及时返回传达重要指示，并确保次日能够顺利起飞参会。经过我仔细考虑，这一建议确实具备可行性，毛主席亦对此表示了积极的赞同。